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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生人,诗人,书评人,著有《读一首诗,让时光安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诗相遇》(燕山大学出版社)等,曾获河北省文艺评论奖、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等。 邮箱:bupingxi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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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粗野的蒸汽机与浓烈的伏特加  

2017-05-18 08:59:37|  分类: 电影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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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粗野的蒸汽机与浓烈的伏特加

辛泊平


记不清从什么时刻开始,看电影,和读书一样成为我人生的必修课。工作之余,翻开一本书,或打开一部电影,是偶然,也是冥冥之中的必然。因为,电影的镜头和书页一样,总能在某个瞬间擦亮在红尘中渐趋暗淡的记忆,让生命更为真切地感受到结实的存在、幸福的忧伤、恐惧的绝望,以及无边的荒诞和无端的虚无,感受到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从而能重新打量世界并珍惜当下的所有。文字记录生命,光影雕刻时光。短暂的生命,借助这永恒的文字与光影,体验世界的多样,认识时间的无垠,这或许也算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和馈赠。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比如,我看电影,便有一点执拗,在某一个时间段,我会一直盯着一类影片看下去,直到发现新的关注点。在我看来,观影的过程,也是一个印象和认知逐渐形成的过程,我希望,我的印象能够相对清晰,这个过程能够相对完整。比如关于二战和纳粹题材的电影,大概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许多个夜晚,坐在电脑前,我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这些关键词——“二战”“纳粹”“人性”“救赎”,我希望从那些看似遥远又似乎仍在眼前的故事里,发现一点人类或者说生命的秘密,我希望从那死亡与幸存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希望从那黑暗与血腥的城市中发现微弱的人性之光,希望和那些处于绝境中的人们谈一谈,人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人类同情的底线在哪里,或者,就是冷漠如旁观者,猜想上帝看着他的子民被凌辱、被屠杀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一直认为,人性是幽暗不明的,在有选择的语境下,它还能伪装,而在绝境,它无法掩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绝境,让人性与灵魂呈现出它最真实的样子。

在我的印象中,这类题材的电影,也基本上遵循这样的理念,审视战争与纳粹反人类的罪行,反思极权的根源,打捞灵魂暗夜中闪烁不定的人性之光。比《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黑暗弥漫》《钢琴师》《最后的火车》《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等等等等,这里面有惨绝人寰的屠杀,但也有微弱的希望和让人动容的救赎。这些电影,可以提醒人们,历史不在远方,它离我们很近;危险不在传说,它就在我们身边。相对而言,这些电影比早期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斯大林格勒战役》《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些电影要复杂得多。因为,它不仅仅要表达战争的残酷,还要表达比枪弹还要残酷的另一种伤害。当然,还有一种电影,似乎比上面的那些更让人难过。因为,制造伤害的不是我们熟知的屠夫与纳粹,而是和我们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人,刚刚从伤害中走出来或者依然正在受伤害的人,他们不是敌人,而是同胞,甚至就是朝夕相处的邻居。比如德国电影《柏林女人》,比如意大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比如俄罗斯电影《边疆》。

按照当下人们习惯的标准,《边疆》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它和大场面与大制作无关,更与强烈的感官刺激无关,它拖沓,琐碎,缺少悬念,更缺少大牌影星的号召力。但它适合思考和反思,适合历史,也适合一个人的夜晚,它是我期待的那一类。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之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西伯利亚绝对是一个充满故事与张力的地方,流放者和苦役犯,信仰与苦难,莽莽苍苍的大森林,终年不化的冰雪,严酷的生存环境,都是好故事的元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它,契诃夫写过它。在大师笔下,这里有生的挣扎,也有生的倔强;有死的卑微,也有死的高贵。在《边疆》里,西伯利亚同样是一个考验生命的地方,同样辽阔、寒冷而又荒凉,同样充满了苦难和挣扎,不同的是,这里所谓的边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边境线,而是一个国家公民与非公民的界限。

故事的主人公叫伊格纳特,一个战斗英雄,战争结束后被派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小镇做火车司机。当然,这个战斗英雄不是我们习惯的“高大上”式的战斗英雄,而是一个脑袋受过伤的、粗野的俄罗斯男人。他酗酒,他偏执,他疯狂,他有坚强的意志和冷酷的心。然而,在这片冰雪覆盖的土地上,他的人生出现了逆转,他的灵魂发生了改变。没有预设,没有先兆,一切都是偶然的。因为,这里虽然是苏维埃的土地,但不是苏维埃的集体农庄;这里的人虽然是俄罗斯人,但不是苏维埃的“人民”。按照这里官员的说法,这里的人都是从德国集中营里出来的,他们都是叛徒。这里“既没有哨兵,也不需要哨兵,这里无路可逃。”是的,这是一个特殊的小镇,这里的居民也都是特殊的居民。这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集中营,这里的人们身上都打烙着耻辱的印记。

然而,耻辱是政治意义上的,它不负责人原始意义上的生存。人注定有人的灵肉和诉求。政治之外,男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间,依然会有生理意义上的纠葛与爱恨。伊格纳特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平衡,改变了这里的格局。在晚宴上,他认识了一个叫索菲娅的女人,并迅速开始幽会。索菲娅有一个孩子,据说是索菲娅和一个德国人生的。那个孩子叫帕沙。注意,这里面没有爱情,而是彼此需要。伊格纳特很久没有碰女人了,索菲娅也需要更有男人味的伊格纳特。但是,他们的幽会却伤害了一直深爱索菲娅的火车司机斯杰潘。于是,斯杰潘对伊格纳特的火车做了手脚,于是,伊格纳特的火车在飙车时出现了故障,于是,伊格纳特受到了惩罚,于是,伊格纳特打听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废弃的车头,于是,伊格纳特一个人去了那里,于是,伊格纳特在那里遭遇了另一个女人,于是,故事有了新的走向与新的可能。

在密林深处,伊格纳特看到了传说中的车头。他发现,车头的发动机完好无损。正在他兴奋地修理机器的时候,他遭到了“野人”的伏击。故事的女主角艾尔莎正式登场,电影真正意义上的主题开始浮现。艾尔莎并不是天生的野人,她是德国人,在苏俄战争爆发的前夕来到西伯利亚。当然,她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战争,而是希望和父亲一样成为工程师,建设这个荒凉的地方,为这个世界铺路架桥。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她的父亲和朋友都死在苏联人的枪下,她一个人逃到森林深处,变成了与世隔绝的“野人”。两人的语言不通,但相同的目的——开着火车头离开这里——让两个人渐渐有了交集,开始了合作。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因为,在这里,没有民族仇视,没有政治冲突,有的是两个充满力量的生命之间的默契和劳作。他们一起砍木头,一起在水里打木桩,一起把断了铁桥慢慢接上去,一起开着充满生机的火车头开向远方……

伊格纳特带回了火车,也带回来了德国姑娘艾尔莎,这两件事在小镇无异于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了一块巨石。前者是英雄壮举,后者却是叛徒所为。但在这里,后者要高于前者。因为,有没有新机车,那是伊格纳特作为火车司机的事,但这个德国姑娘能不能住在小镇,却关乎全镇人的名节。为此,全镇人都站在了伊格纳特的敌对面,索菲娅也和伊格纳特翻了脸。伊格纳特不得不把艾尔莎带到火车上,变成了开着火车的“流浪者”。小镇的男男女女对火车丢石头,设障碍,甚至开枪打伤了艾尔莎。或许,也正因如此,让曾经的国家英雄回归到更原始的男人。为了这个他并不了解的德国姑娘,伊格纳特违背了自己最初的信念——永远也不会喜欢一个德国女人——开始与全镇人为敌,他趁着夜色拆地方官员的房子,罚那些偷袭艾尔莎的人做蹲起……但我知道,此时的伊格纳特并不是因为爱情,他只是在那些人的敌意中,找回了战火中的激情,生起了“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豪气。因为,艾尔莎是他带回来的,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保护她,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荣誉。

这当然不是什么雨果的人道主义,伊格纳特没有这样的觉悟。在我看来,这更像一种更为原始的冲动,属于荷尔蒙,也属于野蛮的生命。伊格纳特不会讲道理,他只能用力量证明自己的存在,用拳头捍卫自身的尊严。在这场个体与群体的较量中,最有意思的不是正义与非正义,而是一种盲目的仇视。在“边疆”,这一群被国家抛弃的人,却在一个异国女孩面前找到了国家的归属感。他们虽然被看成“叛徒”,但不是敌人,敌人比叛徒从血缘上要远得多。所以,他们同仇敌忾,他们众志成城,他们必欲杀之而后快。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这些人都是小人物,没有鲜明的善良,但也没有鲜明的邪恶。但是,在这个逻辑下,个人不再是个人,而是隶属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如果两者都是拥有正常国家归属的人,这种做法似乎还说得过去,毕竟两个国家曾经打过仗,都曾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血泊中。而在这里,那些视艾尔莎为仇敌的人们,他们也是本国人眼中的敌人。这是一种荒谬的仇视,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让人欣慰也让人难堪的是,这一群人并没有战胜伊格纳特,反而被伊格纳特羞辱了。面对罗宾汉一样的伊格纳特,这一群人显得那样卑劣和怯弱。他们不仅仅没有信仰,更缺少鲜明的个性和人格。一个人战胜了一群人,靠的不是主义,不是政治,而是靠生命自身。为了换取必需的武器和衣服,伊格纳特贡献了他的勋章。这是一种隐喻,在蛮荒的西伯利亚,虽然也有政治属性,但决定一个人生命品质与人生高度的已不是国家的荣誉,而是个体的意志与力量。我们欣慰伊格纳特的胜利,因为,和小镇的人相比,他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是自觉维护人道,但却有古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气。但是,小镇的秩序却因为伊格纳特而被粉碎了,人人都在埋怨,人人都惶惶不安。小镇的官员不得不向上面写了请求援助的报告。于是,传说中的、可怕的菲斯曼来了,名义上的国家代表来了。一切都必须重新定义,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

菲斯曼来了,然而,他并没有把枪口只指向伊格纳特,而是指向了所有人。站在全镇人的面前,菲斯曼威严而又冷酷地告诉他们,他们并没有因为与艾尔莎为敌而成为苏维埃的一员,他们依然是国家的叛徒。那一刻,没有辩解,没有抗议,有的是沉默,是战栗不安。道义联盟迅速瓦解了,小镇又重新回到了集中营的秩序。菲斯曼抓住了艾尔莎,也抓起了索尼娅的孩子帕沙,因为,帕沙也是德国人。在这个过程中,小镇人的反应是顺从的。因为,这似乎是他们理解的是非与因果,他们原本也没有什么信仰和立场,他们只是觉得伊格纳特打破了这里应有的平静,他需要得到应有的惩罚,德国人应该被赶走。然而,当菲斯曼掏出手枪要冲进关押艾尔莎与帕沙的屋子时,索菲娅终于站了出来,她冲到菲斯曼面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菲斯曼的子弹。瞬间的沉寂,然后便是长时间被压抑的人群的大爆发,人们像野兽一样冲向了菲斯曼……

然而,面对如浪潮一样的人群,我依然无法释然。因为,我知道,那不是觉醒,而是生命最原始的冲动,与理性无关,与真正意义上的反抗无关。他们依然认为菲斯曼代表国家、代表正义,他有权利审判,有权利关押,只是,他做得有一点过分。他可以杀死艾尔莎,甚至可以杀死帕沙,但不应该杀死索菲娅。所以,他们瞬间的行为只是生理上的自发反应,和真正意义上的反抗无关。如果再来一个菲斯曼,他们依然会很快变成顺从的羔羊。但是,我们不能不赞美索菲娅。如果帕沙真的是索菲娅的亲生骨肉,自然还当另说。但是,电影用闪回镜头告诉我们,索菲娅所说的德国爱人原系子虚乌有,帕沙只是她在战争刚结束时在废墟中捡到的德国孩子。可以这样说,在生死关头,索菲娅身上的母性拯救了帕沙,也拯救了她自己。她以死完成了自身的救赎,也铸就了生命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索菲娅的死,也唤醒了小镇人一点人的情感和人的意识。

故事的尾声,是菲斯曼因为头部受伤而丧失了意识,索菲娅死在了斯杰潘怀里,第二个菲斯曼没有出现,伊格纳特带着艾尔莎和帕沙永远地离开了这里。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一个长镜头,伊格纳特和艾尔莎带着帕沙坐在机车上,在林海雪原的铁轨上行驶,渐行渐远。同时,画外音响起,是艾尔莎的独白——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和伊格纳特在另一个地方住了下来,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男孩叫帕沙,帕沙在唱诗班唱诗。她也会和孩子一起唱,但只是在家里唱。因为,伊格纳特告诉别人她是哑巴;因为,伊格纳特说,哑巴是残疾人,他们不会伤害残疾人。然后是女生与童声优美的合唱——“我的爱人,带我走吧,在那遥远的地方,让我做一个陌生人……”

应该说,电影的结局还是比较美好的,好事多磨,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符合普遍的审美期待。然而,当我们仔细品味电影最后的画外音和歌词,还是感觉到淡淡的忧伤与不安。伊格纳特和艾尔莎,这两个国籍不同、语言不同的男女,他们的结合,他们的爱情是否正常,是否有合情合理的前提,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知道,在西伯利亚,他们都丧失过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伊格纳特作为战斗英雄的荣誉,艾尔莎的亲人,他们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应有权利,这一切都永远地失去了。在彼此身上,他们并没有发现最初的怦然心动。从敌视、怀疑到后来的相依为命,那仿佛都是不可抗拒的命运。艾尔莎从“野人”回到“正常人”,再回到女人;而伊格纳特从英雄回到普通人,再到具有原始生命力的男人,那似乎都不是他们最初相遇时的心理诉求,而是因为偶然的地点与偶然的机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是在莫斯科或者柏林,这两个来自不同国家、受过不同教育的人即使在大街上相遇也会擦肩而过,因为,浓烈的伏特加和纯净的歌声不在一个频道上。然而,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因为战争,因为严酷的生存环境,两个原属不同频道上的生命有了人生中最紧密与最耀眼的交集。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一直不敢确定伊格纳特和艾尔莎之间的爱情,一直试图找到两个人最初擦出火花的桥段。是他们在一起架桥时,还是当艾尔莎被打伤后伊格纳特替她敷药时,抑或是艾尔莎穿上伊格纳特用勋章为她换来裙子的那一刻?似乎,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回归了生命最本色的状态——男人和女人,两个人打开了彼此身上的另一种可能,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共守同一个秘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极致的环境中,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他们颠覆了鲁迅所说的焦大不会爱上林黛玉的爱情逻辑,证明了生命中隐含的无限可能性。正如周星驰版的《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 “爱情需要理由吗?”,没准这调侃中恰恰就包含了爱情的秘密。说实话,我有点喜欢这种唐突。因为唐突,所以精彩;因为无解,所以迷人。这是电影的魅力,也是人生的艺术打开。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些对特殊环境下的爱情阐释、对法西斯思想在战后扭曲人性的反思,那么《边疆》并没有完成对同类题材的超越。在电影中,德国男孩帕沙和西伯利亚的自然环境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元素。在艾尔莎未到小镇时,两岁的帕沙不会说话,不会笑,因为,他是德国人,而他听到的却是陌生的俄语。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当然不会用语言表达他的恐惧,但他会用身体表达。对于陌生人,他的最初反应,就是像野兽一样用牙齿咬他们的腿。正如艾尔莎,曾经当做四年的“野人”,他对伊格纳特的第一反应也不是亲近,而是像野兽一样攻击与防御。可以这样说,战争改变了孩子的生活环境,也改变了成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相互理解和尊重,而是充满了怀疑、警惕,甚至仇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甚至不同的处事方式,都可能成为彼此伤害的理由。也正因如此,艾尔莎用德语唤醒了帕沙的自觉意识,但同时也给孩子带来了灾难;而艾尔莎最终不得不以哑巴的身份出现在西伯利亚的另一个地方。因为,哑巴没有语言,哑巴不会用语言证明自己的出身和政治立场。这也是一种隐喻,关于语言与政治的隐喻。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而在一个法西斯思想并未清除的国度,语言同样是政治审查的重要内容。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故事发生的地点——边疆,西伯利亚。似乎也只能是这样的绝地,才能诞生这样惊世骇俗的情感。城市太逼仄,无法容纳这种近乎蛮荒的相遇,无法消化这种违逆常理的爱情。只有在广袤的林海雪原里,才能装下这超越国籍与语言的情感纠葛。正如让人们恐慌的棕熊一样,正如那吐着白烟奔驰的火车一样,它们的粗野和力量,也只能在这样辽阔的背景下才能凸显出来。这是一个粗线条的背景,冷峻而又凌厉,和主人公们的命运构成语义上的互文。是的,只有在边疆,在没有正义的审判、没有伦理的支撑的背景下,男人的担当,女人的牺牲,以及为了生命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抗争才显得格外灿烂。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的叙事有点沉闷,但却棱角分明,不乏鲜活的细节以及关于人性的审视;既有浓烈的年代感,也有震撼人心的生命力。这样的电影,也像伏特加一样,你可能不会喜欢,但喝过之后,那种浓烈的味道,注定难以忘怀。2017-3-9

——刊于2017年《随笔》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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