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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生人,诗人,评论家,著有诗歌评论集《读一首诗,让时光安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诗相遇》(燕山大学出版社),随笔集《怎样看一部电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曾获河北省文艺评论奖、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等。 邮箱:bupingxi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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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生命个体的苦难与尊严  

2016-11-10 08:17:19|  分类: 诗歌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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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生命个体的苦难与尊严

——周启早诗歌印象

辛泊平

 

曾几何时,“打工诗人”是一个震撼了诗坛神经的命名。在特定的语境下,这个命名隐含了诗人与诗歌评论家太多的情绪,比如对诗歌写作中泛滥的小资情调的厌倦,对技术主义者的怀疑,对诗歌远离生存现场与精神困境的不满,等等等等。时过境迁,这个命名还在用,但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尖锐与力道。和所有的命名一样,在最初的新鲜和激动过后,最终产生影响的还是具体的文本,而不是简单的群体命名。所以,在我们阅读一个诗人时候,那种命名只能是一个大致的参考,而不能是审美判断的唯一尺度。打工者是一种身份的确认,但打工者和打工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合同与条款,他们的诗歌写作也肯定不是统一的流水线。当然,从题材上看,打工诗人的作品会有交叉。但那只是题材,具体上写作上,每个人对生存状态的观察、对情感波动的反应、对语言与节奏的处理上肯定会各不相同。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更愿意面对一个个诗人时,有意避开那种命名,而从文本上去认识他的写作。比如说面对“打工诗人”周启早。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作为“打工诗人”的周启早写了大量诸如《农民工》《纱厂女工》《女工阿燕》《女工咏叹调》等打工题材的诗作。但这些诗歌的视角我们必须清楚,它并不是诗人对亲身经历的叙述,而是一种存在距离的观察与体悟。他写农民工,其实是在写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千万只流浪的蚂蚁/逃亡在柏油马路上”。当然,诗人没有只是限于肉体上的描摹,他还切入了这群人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当他们像蚂蚁一样在马路上逃亡的时候,压迫感不仅仅来自他们对城市的恐惧,还有深植于心灵深处的乡愁。异乡的割裂感,对故乡的怀念,构成了他们情感世界的冷峻与温暖。可以这样说,在周启早的笔下,那种紧张逼仄的生产现场不是他要重点呈现的,他关注的是在这个现场挣扎的生命个体。

在《女工阿燕》里,我惊诧于诗人写苦难时的克制与冷静。一个女工来例假的女工,因为“害怕挨批罚款贴通告”,不敢请假,而是“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等离岗证”,直“等到裤子开了花”。什么是苦难,苦难不只是饥饿和死亡,苦难还是为了生存对最基本的生理反应的压抑,是为了生存而放弃尊严的选择。在流水线上,生命个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机器般精确、机械的人的影子。女工阿燕的遭遇不是个案,而是千千万万在流水线上挥洒汗水与泪水的女工的缩影。因为,诗人知道,生产线上没有青春,它“苍白  乏力/一如槁木落叶般沉寂  萧条  落寞”(《产线上的青春》)。然而,诗人在处理这些让人疼痛的生存现场的时候,并没有加大语言的分贝,而是压低了声音。他没有汇聚苦难的群像,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读者的神经,而是尽量缩小范围,通过心理上的逼近完成了对苦难的准确聚焦。

他写下岗女工,写下岗女工和她一样下岗的丈夫,写她为了生存去不得不沦落风尘,同样写得节制,但细节上的精准,同样赋予这首小诗以巨大的震撼力。夫妻二人每天早上出现在公园,丈夫骑自行车载着妻子,像上班一样准时,像下班一样自然。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肉体上的伤害与精神上的伤害没有因此而消失,它如影随形,如刀子切割他们卑微的分分秒秒。“看道闲逛溜达的中老年男人/她习惯地伸出右脚/鞋底下写着30/如果对方摇头/她立马换上左脚/鞋底下写着20”(《下岗女工》)。我无法说清楚读这首诗时的复杂感受,但下岗女工这个换脚的小小动作确实在瞬间震撼了我,刺痛了我。她的羞涩,她的隐忍,她的尴尬,她的痛苦,她的不得不承受的命运,甚至她的小小的狡黠,都藏在这个细节中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启早这种舍大取小的写法,也正好呈现出苦难的个体性与隐秘性。

同样,在《被辞退的环卫工》里,周启早依然没有改变叙事策略,只是更为简洁和疏朗——“扫了大半辈子的落叶/最终把自己也扫成一枚落叶/落叶纷飞/她孤零零地漂泊在南国的大街上”,一首诗,四句话,便写尽了一个女工卑微而又辛酸的一生。扫落叶为生的女人把自己也扫成了落叶,孤零零地在大街上漂,对此,再多的质询与控诉都是苍白无力的。这种无法回避也无法逆转的苦难,只能以简短的消息式的文字呈现,因为,同情已经无法表达,只能借助更为深沉的悲悯,才能为生命个体找到最终的归宿。也正是因为把苦难入怀的悲悯,让诗人笔下落叶的比喻,有了诗意的疼痛与想象的深远。

可以这样说,在周启早的诗歌里,女工一直是他关注的一个点,而节制与冷静是他叙写苦难的语调。这样处理,既是对书写对象的感同身受的体悟与尊重,也是诗歌元素与叙述风格的平衡与统一。在苦难的现场,打工者是弱势群体,那么,女性则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她们身心的伤口,是更为普遍而又深切的现实存在。诗人这样选择,是对生存现场更为隐秘、更为脆弱的链条的一种关注,它体现了诗人对苦难细腻的体认与关怀。在底层,这些被娱乐化的电视节目遮蔽的存在,只能以细弱的呻吟自证。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声音的微弱便忽视它,终有一天,这些声音汇集在一起,便是一股汹涌澎湃的社会力量。而把这隐秘而又微弱的声音写出来,是诗人的良知与社会担当的最好体现。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我们是两颗狭路相逢的螺丝/拼却一身的力气/拧血拧汗拧乡愁/却拧不出/原来的自我”(《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在我看来,这首诗传递出来的信息,几乎是时代性的,不仅仅是流水线上拧螺丝的打工者,那些在都市乡村疲于奔命的人们莫不如是。螺丝仅仅是一个工业化时代的符号,它可以是堆积如山的文案,可以是危机四伏的职场,也可以是充满理想意味的校园,只要它强行裹挟着我们走向自己灵魂的反面,只要我们时刻遭受异化的危险,那么,它对我们来说便是一种压迫和伤害。也正因如此,我愿意从更广义的、为底层发声的意义上谈论周启早,而不是仅仅围绕“打工诗人”来展开。从他的诗歌文本中,我看到的是周启早对个体生命在现实中遭遇的凝视,对个体生命在流水线上失去自我时无助的悲悯,以及对个体尊严的坚守与呼唤。

20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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