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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生人,诗人,评论家,著有诗歌评论集《读一首诗,让时光安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诗相遇》(燕山大学出版社),随笔集《怎样看一部电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曾获河北省文艺评论奖、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等。 邮箱:bupingxi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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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耳弥猴》:北漂一组的挣扎与辛酸   

2013-08-21 22:17:12|  分类: 文学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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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与深远的互文与隐喻

——读徐则臣的《六耳弥猴》

辛泊平

 

在2013年第三期《花城》上读到徐则臣的《六耳弥猴》,我心一动。仅题目,便透着一股子新鲜劲儿。对于中国人而言,六耳弥猴是一个另类,是一个亦真亦假的存在。在《西游记》里,六耳弥猴是唐僧取经队伍的劫难,是师徒异心的结果。而对于悟空而言,这则是个奇耻大辱,这世上竟然有和自己一模一样、手段无二的家伙,敢冒齐天大圣的名号,打伤师傅,另立山头,真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当我们读到最后,看悟空不等如来发话便手起棒落,结果了六耳弥猴的性命,倒也不觉得唐突。毕竟,对于心高气傲的孙猴子来说,留下这个祸根,便会留下让人耻笑的话柄。对于六耳弥猴的非正常死亡,慈悲如如来者倒也没有什么说法,只是说了可惜了千年的修行,然后就是“善哉善哉”了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六耳猕猴是个悲剧。尽管有悟空一样的本领,因为,一时糊涂,种了恶因,所以,得恶果也似乎正常。然而,这只是一种无害也无益的想当然,是站在局外人的眼光看的。如果,我们来一个横向比较,那么六耳猕猴的可怜之处便出来了。试想,整整一部《西游记》,西天遥远,师徒四人共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所遇妖魔鬼怪无数,然而,最终死在悟空棒下的并没有几个,而且,那些人的本事也远非悟空对手。更多的,还是各路神仙的童子或者坐骑,最后,都被主子救下。而六耳猕猴的命运,大概可以归入那些因为出身无门者,草根出生,野路子本事,没有靠山,最终也只能死球了事。

可以说,这个来自经典的传说,是徐则臣小说展开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故事的主人公冯年的命运才有了修辞与人生的双重互文,然后才是一种更为深远的隐喻。作为北漂一族的冯年,和六耳猕猴在现实与梦境之中遭遇了相同的生存处境和精神挣扎。对于冯年而言,因为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名牌大学的金色招牌,没有投机取巧的机灵与钻营,所以,他的奋斗,近乎从零开始,甚至从负数开始。打拼与忍耐,是他能在北京自足的唯一支点。为此,作为中关村一家电子产品店职员的冯年,可以在促销日“身着西装,双手交叉站在公司的店面门口,鼻尖上全是汗,逢人就说里面请,看看哪一款相机最适合您。嗓子都哑了。”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举,在竞争已到白刃化的商业时代,几乎所有的商场和专卖店门口都会有这样微笑僵硬、语气苍白的“托儿”,他们训练有素,彬彬有礼,不厌其烦,但我们却感觉不到热情,而是满身的鸡皮疙瘩,和无法回避的尴尬。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切都不过是一种格式化的程序,它与情感无关。不止一次,我在一些原本想进入的店面门前匆匆而去,或者说“逃离”更为确切,因为,我实在受不了那种被生存挤压出来的“礼貌”与“微笑”。

是的,这种人生与理想无关,与爱情无关,它直抵残酷的生存。套用圣经里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我们完全可以说出“生存之上,并无新事”。只有想不到的,只有做不到的。生存的困境,摆在每个人面前,我们无法回避,只有选择。骄傲地饿肚子,还是卑微地忍耐,这是比哈姆雷特那个终极追问更为严峻的问题。冯年选择了后者,也就选择一种人性与现实剥离的人生状态。在家乡的朋友面前,他穿西装、打领带,尽管“他的西装也差不多是全店最差的,白衬衫被汗泡软了”,但那依然是打折的体面。它不是金卡,但却是一张混入职场的入场券。当然,这只是表象,是冯年获得北京认可的一张面具。正如冯年对朋友们抱怨的“除了午饭和撒尿,我他妈都站了一天了”,“老子想怀都没有时间学。要赌没钱,想嫖,就算有钱,我他娘的也没有时间啊。一天站下来,口干舌燥,躺在床上我都忘了自己是个男人。”。一天,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段,然而,这站立一天的疲倦,却摧毁了年轻的荷尔蒙,也道尽了冯年生存的艰辛和内心的屈辱。当然,这并非个案,而是北漂一族的活生生的写照。在冯年的周围,到处都是这样奔波的人群,而他,还是比“我们”更为体面的一员。毕竟,在那个逼仄的生存现场,更多的还是如“我们”一样住廉价出租房、迷茫地游走在都市夹缝里的人们。

然而,问题也出在这里,表面上比我们混得好的冯年,却得了一种怪病,那就是夜夜做一个相同的梦。“在梦里他是一只清楚地知道自己名叫冯年的六耳弥猴,他的脖子上是一年到头缠着一根雪亮的银白色链子,可能是不锈钢的,他的整个体重都悬在那根链子上,整个人像个褡裢被吊在耍猴人身上,链子往毛里勒、往皮里勒、往肉里勒,他觉得自己的喉管被越勒越细,几乎要窒息。实际上他已经在窒息,他觉得喘不过气来,脸憋得和屁股一样红。”在这里,梦与现实构成了一种语义互文。现实中的冯年似乎“人模狗样”,而在灵魂深处,他时刻处于一种近乎崩溃的边缘状态。六耳猕猴只是一个隐喻,它是被生存枷锁套牢的肉体生命的梦境再现,是人性遭遇异化的危险信号。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尴尬一览无余。可以这样说,六耳猕猴是冯年的前世,而冯年是六耳猕猴的今生。世道轮回,卑微与无根、挣扎与失败的命运并未改变。他们必须背负属于自己的奋斗与屈辱。

多年以后,看过由黑马小说《混在北京》改编的电影,触动很大,因为,它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年轻的我们对未来的幻想。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像歌中唱的那样,那是我们曾经鄙薄的人生状态。我们曾经有过对远方的幻想,有过对理想的描摹,有过对未来的憧憬。然而,在现实面前,它就像彩色玻璃球一样,脆弱而易碎,不堪一击。最终,我们终于理解了鲁迅先生所说的碰壁,终于明白了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天边外》里错位的人生。在徐则臣的笔下,生存的现场似乎更加冷峻。因为,在鲁迅和奥尼尔的笔下,故事里的主人公们的起跑线还有理想的色彩,所以,他们的碰壁和失败也是理想主义者的碰壁和失败。而到了徐则臣的笔下,冯年们一开始就站在了理想主义者的尽头,他们没有理想,只有现实,正如冯年“混了六年了,我他妈不就这副龟孙样”,正如“我” “一想到‘混’这件事,还是挺伤自尊的。都想混出个人样,最后混出来的却是个龟孙样”。在这些挣扎于底层的年轻人而言,“混”已经成为此生最为重要的词根,其他的一切,都是对这个词的注解和阐释。我不知道这是成熟,还是堕落。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是清清楚楚地看得见的:我们在重复上一辈子乃至上上、上上上辈子人的生活。前前后后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过,都得这样过,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撞上奇迹的。”在这方面,徐则臣是清醒的,清醒地让人悲伤,清醒地让人迷茫。每个人,不管是卑贱还是高贵,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相信过奇迹,相信过命运的眷顾,相信过那“天上掉下的馅饼”。为此,我们隐忍,像牲口一样倔强地走在苦难中,像流浪汉一样等待梦中的戈多。然而,那一点微弱的光迟迟不会出现,直到生命的终结,才明白,所有的期待,原不过是梦幻一场。冯年是不幸的,他梦寐以求的好运出现在他选择了离开之后,玩笑一般。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冯年又是幸运的,毕竟,在还不算太老时回头,接受一种更为普通也更为扎实的生活,比浮萍一样的生存更有安全感和现实意义。梦想破灭了,但生命从此踏实,也算一种补偿。

这篇小说的主题是沉重的,它把被都市版的奋斗电视剧遮蔽的生存困境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清晰地感受那种缺乏关怀的生存现场。而这,恰恰是一个作家最为可贵的良知。对于现实,徐则臣没有加入到那种众声喧哗的合唱之中,而是时刻坚守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和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把笔触深入到底层,深入到卑微生命灵魂深处的喜怒哀乐和苦辣酸甜。有同情,有批判,有揭露,也有深度的追问。除去主人公们戏剧性的人生轨迹之外,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是徐则臣一直在凝视并思考的主题。然而,在具体操作上,徐则臣并没有正襟危坐、板起面孔来充当布道者,而是像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样,以一种戏谑的叙事书写冯年荒诞而又真实的人生。尴尬是叙述的主体,沉重的现实成为背景。这样处理,使得这篇小说举重若轻,诙谐自如,充满了喜剧元素。而贯穿始终的六耳猕猴之梦,不仅制造了小说中虚与实之间的张力,更赋予一个主题似乎鲜明的现实故事多重阐释的空间和可能,辽阔无边,耐人寻味。2013-5-29午夜

(《六耳猕猴》 徐则臣 原载2013年第三期《花城》)

——发表于《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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